他可能是没有朋友圈的年代里最早的段子手。

虽然他所喜欢的唐代诗人是李商隐，但他其实和白居易更接近。在诗歌创作上，都追求作品的浅显、流畅与真实；他的作品如歌词般工整上口，这也和白居易提出诗歌应适合入乐的主张不谋而合。

和同时期的同行相比，他的作品更强调个体的情感表达，既没有政治的虚伪与做作，也没有理想主义者的孤傲与清高，作品里看不到歌功颂德式的工具性口号与憤世嫉俗式的哭喊嚎叫。

在社会变革的初期，他的作品站在大多数平凡人的角度，将普通人最平实的情感以精炼的文字予以呈现，从而获得了广泛的共鸣与支持。

在通讯不够发达的年代，他的诗集是人们撰写信笺时的百科全书，他甚至引领和参与了赠言体书籍与硬笔字帖的流行，而这些影响颇有当年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运动的影子。

他是那一代所有文艺青年的精神领袖，更是今天已步入中年的一代人永远的文化记忆。

即使以现今的视角来看，他的创作理念也和现代人追求的极简主义殊途同归，如孟子所言：“言近而指远者，善言也。”

——以此文纪念汪国真诗人和那个年代的回忆